上访村民疑被送精神病院，因涉民事诉讼且即将信访

“一定要相信法律……我们不可以违法，这是我一再强调的。”隔着精神病科送餐窗口的铁门，李和永嘱咐姐姐李和云上访村民疑被送精神病院，因涉民事诉讼且即将信访，要向有资质机构为其申请司法鉴定，以证明他没有精神病。这是澎湃新闻《上访村民疑“被精神病”，近八旬母亲深夜也被送精神病房》里的一段话。

报道说，4月19日，湖北省恩施市屯堡乡杨家山村村民李和永被村委会、乡派出所、医院相关负责人等一起，以治疗屁股上的坐板疮为由，送进了当地民营医院恩施华龙总医院的精神病房。

为什么要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病院？因为李和永第二天要去信访。且是7人均涉田地等民事诉讼。去年4月，李和永开始指导另6人、帮写材料等。45岁的李和永小学未读完，二十多岁在外打工时，因遭遇一起劳动纠纷，开始自学法律。

也就是说李和永是这7人的“组织者”，或者说是“头”，把“头”送进精神病院，其他人就群龙无首了。再说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病院，也可起到一定的威慑作用，你们如再去上访，就把你们也送精神病院。

就在李和永被送入精神病院当晚，他77岁母亲付必香也被村委会“作为临时监护人”送到精神科，诊断为“精神分裂”后收治进女病区。

按照我国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已经发生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的行为，或者有伤害自身或他人安全危险的，经其监护人同意，医疗机构应当对患者实施住院治疗。只有对查找不到近亲属的流浪乞讨疑似精神障碍患者，才由当地民政等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帮助送往医疗机构进行精神障碍诊断。

那么村委会有权作为临时监护人吗？村委会是付必香的亲属吗？如果村委会有权作为监护人，那好，付必香的养老，李和永以后就交给村委会去尽孝。

“实际上没得（精神病），他们就是以一张照片（恩施市中心医院去年5月诊断李和永为双相情感障碍的诊断证明书照片）证明我有精神病。”如果李和永说的真实的，那么这事就有多么荒唐！

凭一张照片，就能诊断李和永有精神病？这种“凭照断病”可以上吉尼斯纪录，可成世界级笑话。

一个公民最基本的人身自由，就这样“儿戏”地操弄于他人之手。

记得新京报的一篇评论如此说：人人都有免于恐惧的自由。但是，倘若无论法律规定得如何健全，权力仍然无所不能，可以让人“被精神病”，让人“被劳教”，这样的法律就只能沦为权力的装饰布，既无法制约权力，更无法保障权利。

值得关注的是华龙总医院精神科负责人马和平明确表示的，他自己不认为李和永有伤害他人的危险。其一直强调，如果家属对把李和永送进精神科不满，应该去找村委会。

没有伤害他人的危险，为什么要收这个“精神病人”？为什么一直强调家属不满找村委会。这诠释了什么？

其实村委会的角色，在这里是制造矛盾，制造事端的角色，这怎么不与村民产生冲突，产生仇恨？

在巧哥看来，把上访的人送进精神病院，不仅仅是法制底线的失守，更是一种恶。堵塞了诉求的渠道，还激发了矛盾。

巧哥在2023年5月12日在本号“巧哥说事”发了《又是杀村支书全家！我们这个社会该反思什么？》，文中说，当前，乡村的纠纷依然很多，尤其是土地纠纷，如果不解决好，都可能成为一个个定时炸弹。

通常情况下，发生纠纷，村了解决不了，都会向乡镇政府反映，如果乡镇这一级解决不了，就可能上访到县区一级。问题是还解决不了，又不准越级上访，上访多了还可能成为缠访闹访，被截访，甚至受牢狱之灾，诉求的渠道，往往就这样被堵塞了。

问题不解决，问题依然在那里，还越积越多。越积，矛盾就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尖锐，久了就可能成了不稳定的因素。

巧哥多年前还写过一文，《前副市长女儿被强奸告状无门的“哥德巴赫猜想》，说的是贵州省六盘水市前副市长田万昌因两年前女儿被强奸一案得不到解决，多次带妻女进京上访。在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后，田小龙向当地警局报案，但立案后至今调查无果。

这让巧哥大惑不解，既然收集到足够充分的证据，报案又怎能无果呢？作为前副市长的女儿被强奸都告状无门，想想老百姓告状又有多难。当过副市长，毕竟有老上级、老同事、老部下还在重要部门任职，按理比一般老百姓好办事。

值得关注的是，田万昌是举家上访。田万昌夫妇二人多次陪女儿进京上访。出于身份考虑，田万昌在上访时面戴口罩，尽量避免直接露面，只从“技术层面”指点女儿，并与女儿保持一定距离。主抓六盘水市公检法工作多年的田万昌显然熟悉上访渠道，懂得“上访技术”，但面对强势，却显得无能为力。

如果是一般的老百姓，也只能哑巴子吃黄连，早已心灰意冷了。

田万昌无论如何想不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所谓的“不稳定因素”。两年了，女儿田小龙被强奸一案迟迟得不到解决，被迫进京上访，却成了六盘水维稳官员眼中的“不稳定因素”。

具有讽刺味的是，这个当年主抓维稳的副市长，如今却成了别人的“维稳对象”。

说起信访上访被，之前有两起上访引人关注，一是身着法官制服，胸戴庄严国徽，手捧大大“冤”字的湖北省孝感市中院法官冯缤。二是广西桂平原信访办主任吴宗明因征地拆迁不公平而上访。有人说，法官对于诉讼程序、判决结果缺乏信心，甚至缺少敬畏，身穿代表法律尊严和国家形象的工作制服，却通过上访来表达自身的维权诉求，这样的行为本身，就是对司法理念和法治精神的反讽；信访办主任上访，是生活中的“灰色幽默”。

如今田万昌这个过去抓维稳的副市长，上访却成了别人的“维稳对象”，是不是更幽默、更具有讽刺味？

他们信访走不通，最后不得不求助媒体。这中间有多少辛酸与无奈，承受了多大的悲愤？无论是冯缤，还是吴宗明，抑或是田万昌，都可以看到这种现象，在利益面前，现官员早已顾不上体恤前同僚，前官员同样成为弱势群体。

所以说，个人很难对抗公权力的侵犯，但每个人都可以为建立一个良好的制度而身体力行地做一点事。

这样说，是告诫在职官员，应该想到，也许哪一天，你也是位上访者。